1940年秋季，重庆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里，12岁的李鹏站在邓颖超近旁，双手藏于身后，神情显得认真而严肃。邓颖超一只手轻轻搂着他，脸上洋溢着亲切的微笑。这张简单的照片，记录了他们之间微妙而特殊的关系。当时的李鹏已经失去了父亲，母亲赵君陶与他长期分离。面对照顾自己的邓颖超，他并没有用正式的称谓，而是亲切地称呼她为“邓妈妈”。这个称呼背后，蕴含着的是孩子对长辈的依赖，以及一段动荡革命家庭的故事。李鹏于1928年10月出生，原名李远芃。其父李硕勋是早期的革命工作者，负责多个地区的军事与组织事务。李鹏出生时，李硕勋正在外地执行任务，直到他满半岁才归家。听闻儿子还没有命名，李硕勋根据家族辈分为他取了“远芃”之名。

1931年，李硕勋被派往海南开展工作。当年8月13日，他在海口召开军事会议时，被叛徒出卖而被捕。尽管敌人对他施加酷刑，甚至折磨至腿骨断裂，但他始终没有屈服。9月5日，年仅28岁的李硕勋英勇牺牲。在临刑前，他留下遗书给妻子，叮嘱赵君陶不要过度悲伤，并嘱咐她要努力把孩子抚养长大，同时追求自立。当这封遗书传到赵君陶手中时，丈夫已去世一个多月。悲痛之中，她又生下了女儿李远芹，并最终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四川。

然而，生活并不宽裕，赵君陶依然承担起教育的重任。她在简阳县立女子中学任教，还开设了夜校，帮助附近贫困孩子免费上学。学生们都记得，她常常忙到晚饭凉了再吃，甚至用开水将其泡热继续工作。1939年2月，赵君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，前往重庆就任战时第三保育院的负责人。此时，抗战形势险峻，日军空袭频频，儿童安全问题更显紧迫。李鹏在成都读书时，为躲避空袭曾受了头部伤，这一情况引起了邓颖超的关注。

邓颖超认为，让李鹏继续留在成都并不安全，于是于1939年6月将他接到重庆。途中，他们乘坐华侨捐赠的救护车，经过内江停留一晚，最终抵达重庆。对年幼的李鹏而言，这段旅程不仅仅是物理上的转移，更是生活环境的彻底改变。由于赵君陶的工作具有保密性质，而周恩来又返回了延安，李鹏一度由邓颖超照看。她为他安排医生进行头部检查，努力解决他的学习问题，将他送至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。

邓颖超照顾的并非只有李鹏一个孩子。那时，革命者的子女遍布各地，许多孩子得到了周恩来及邓颖超等人的关心。李鹏后来回忆道：“他们与我的关系，正是老同志与烈士遗孤的关系。”这句话也恰如其分地解释了他对“邓妈妈”的称呼的深意。有趣的是，这一亲密的称谓后来被外界误解，传出李鹏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养子的说法。对此，李鹏明确予以否认，并强调他们同样关心许多战友的孩子，孩子们分别称呼周恩来为“周伯伯”，邓颖超为“邓妈妈”。

1940年秋季，重庆局势愈发紧张。在经过商讨后，周恩来和邓颖超决定将一批革命烈士的子女送往延安学习和生活。临行前，李鹏来到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与众人告别，正因如此，留下了那张后来广为人知的合影。在前往延安的途中，同行的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告诉孩子们，赴延安后通常会换用新的名字。在思索片刻后，蒋南翔对李鹏说：“你就叫李鹏吧。”这个名字，之后伴随他走过了漫长的人生旅途。

一张照片定格了那个告别时的瞬间，而一个称谓则承载着烈士遗孤在动荡年代所获得的关爱。照片里的孩子笔挺地站着，邓颖超轻轻地将手臂环绕在他身旁，那年秋季的重庆，也因此留下了一个家庭与革命相交织的历史片段。